“不适应”中埋着解决问题的关键
社会怎样才算接受能力和适应速度跟上了科技创新的步伐？简单归纳，面对互联网强大的技术“进攻”，我们的社会已经表现出三个方面的“不适应”或“准备不足”。
第一个“不适应”表现在员工跟不上了，尤其是执行层面的员工。
去年9月，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一文为何会引发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对文章提出的问题都有共鸣。
企业的算法里考虑了商家的利益、消费者的利益、投资人的利益和平台的利益，当然也考虑了员工的经济利益，但是，员工的幸福和安全基本上被忽略了。于是，员工就跟不上了。
互联网企业的效率优势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技术基础之上的，但是，效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员工的落实和执行。
互联网行业竞争压力确实非常大。很多时候，大家一路狂奔，也只能保证自己不落后。为了确保“不落后”，很多互联网企业都有一套独特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，想方设法提高员工的投入度、激励他们创新。问题是，适度的激励确实可以提高员工工作的投入度和创新度，但如果越过某个极限点，效果就会适得其反。
其实不仅是骑手，其他员工何尝不是困在系统里面。如果投资人和企业能够调低一点对互联网行业增长的期望值，稍微放松一点对员工的要求，让员工有一个可能不是最高效、却能够兼顾生活幸福的工作方式，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就有可能跟上了呢？
第二个“不适应”表现在在位竞争对手跟不上了。
互联网的两大核心能力（网络倍增效应和信息叠加效应）在资本的加持下，使互联网企业成长和扩张的速度极快。这往往会导致一个结果：在位竞争对手来不及调整，不战而败，被迫退出市场。
前段时间，社区团购为什么引来群起而攻之？是因为这次互联网企业试图改变的对象不是银行、物流、汽车制造等多少还有点抗衡能力的“强者”，而是数以百万计根本没什么能力来抗衡的生鲜行业劳动岗位。相较于传统的小商贩模式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互联网通过数据优势和网络资源调配能力，很快就可以带来生鲜供应链整体效率的提升，由此对老的模式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。但是，这一次的替代跟以往的替代不一样，它直接替代掉了一大批底层菜贩的工作，这就涉及最基本的民生和社会公平问题了。
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，我们很清楚，技术带来的模式迭代不可避免。菜贩的售卖模式或许最终仍然会被更先进的模式替代，但是，我们可以选择，让这个过程是温和而渐进的，是社会、政府、个人和负责任的大企业形成合力，给在位的竞争对手留出一定的响应和调整的时间。在任何时候，社会都不能随便地整体抛弃部分，单纯地去追求所谓的技术上的颠覆式创新。毕竟，生产力的发展要为人的生存服务。
第三个“不适应”是治理和监管没有跟上。
长期以来，我国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总体保持着包容审慎的态度。一方面，这是出于对新业态的支持与鼓励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治理和监管政策的影响力太大，操之过急地推出，也会影响企业有序的创新和竞争，甚至阻碍行业的发展。而且，我国在外卖、电商、移动支付、共享经济等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。走在前列，也就意味着，风险监管和治理政策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。但是，到了2020年，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，体量大，市场支配地位强，已经对社会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监管治理体系到了不得不出台、完善的时候。
我们看到，这个问题正在努力解决的过程中。比如，针对社区团购问题，国家在去年12月22日发布了“社区团购九不准”的规则。此后，新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的竞争必须更好地体现公平性。改变互联网企业过于追求效率至上的系统规则，合理的外部监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。
事实上，监管跟不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。全球各大经济实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，也都陆续采取了行动。
早在2018年，欧盟通过了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。2020年12月15日，欧盟又正式公布了《数字服务法》和《数字市场法草案》。去年10月，在长达16个月的调查之后，美国众议院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科技反垄断调查报告。该报告认为，目前互联网公司拥有太多权力，必须加以限制，并使其接受适当的监管。这份调查报告在结尾处建议，要对互联网企业的相似业务进行拆分、要求全市场产品和服务可互通、数据可迁移，等等。
但是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在控制互联网企业权力、做到合法公平的同时，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且不打击创新，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，也是所有立法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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